米沃什( Czesław Miłosz,1911-2004 )於 1911 年生於當時屬沙皇政權的 Szetejnie (1918 後屬於立陶宛);其雙親為波蘭籍,為了躲避政治動亂而移居於此。在現為立陶宛首都的維爾諾,米沃什度過了大部分的青年時期,學習法律並開始創作。於 1931 年前往巴黎旅行,並於 1934 年大學畢業後,再度前往巴黎留學一年。此時期的米沃什處於精神轉趨成熟的複雜情境;自幼接受天主教信仰,但曾在中學時由於對科學的愛好而成為無神論者。在巴黎,米沃什接觸到其遠親、法語詩人 Oscar Milosz (1877 -1939;巴舍拉曾多次引用其作品,以證成他關於想像與物性的互動理論)的詩作,並因此開始閱讀斯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 );他深受其中的密契論啟發,因而重新活化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米沃什於晚年出版的自傳《米沃什詞典》中,透過比較鈴木大拙與斯威登堡而如此回顧這段閱讀經驗:
 
「鈴木說,禪與其說是一種宗教,還不如說是一種詩歌;與其說是一種夢幻感覺,還不如說是一種內在力量。⋯⋯
應和論認為,現實世界中的事物與我們的思想之間具有相互對應的關係,比如說,一把湯勺既存在於其它事物,又存在於地球之外的另一個世界。⋯⋯『我』的概念也是如此。⋯⋯斯威登堡的思想中,沒有一個作為中心的『我』,也沒有一個挺立著反抗現實世界的堡壘。⋯⋯
換句話說,那定義我的並不是我的意識,而是我的愛;這愛不僅向神明之流敞開,也向黑暗之流敞開。⋯⋯
靈魂是一個敞開的容器,而不是某種獨一無二的元素。⋯⋯『愛』支配著人,⋯⋯這意味著他會發現,跟自己為伍的是那些與自己相像的人,⋯⋯哪怕這圈子是在地獄裡。⋯⋯
我並不因此鼓勵任何人去閱讀斯威登堡,因為他的著作並不讓人著迷,他那學究的散文具有強烈的催眠效果。」

 
這段時期,他的詩藝與精神狀態同樣處於成熟過程,此時的他屬於一群災難論的詩人團體,專注於察覺生活中巨變的徵兆;這被搜尋的巨變後來實現為 1939 年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爭期間,米沃什參與了波蘭的抵抗運動,在歷史哲學與美學的研究者 Władysław Tatarkiewicz 發起的地下教育活動中編輯了許多刊物,包括一冊匿名發行的詩集;並且也參與營救猶太人。後來他曾解釋自己為何不參加家鄉軍以及華沙起義;部分是為了自保,部分是因不滿其領導者的右翼傾向與獨裁。
 
  戰後,米沃什於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政下的親蘇聯社會主義政權「波蘭人民共和國」中擔任巴黎與華盛頓的高階外交官;此舉使他受到許多尋求自由的逃亡者抨擊。工作四年後,他因頻繁受到審查而生起的危機感,於 1951 年離職出走並尋求法國的政治庇護,開始了深刻決定他一生思想的「自我流放」。直到 1960 年獲柏克萊大學聘任前,一直在法國生活,以賣稿維生。米沃什回顧這段時期時提到,因為當時法國知識份子對於共產主義的傾向,使他遭遇更多艱辛。
 
  於 1953 年出版《被禁錮的頭腦》,報導知識份子與藝術家在共產政權中被迫偽裝、充滿謊言的困境。此書中,出現了典型的米沃什式二元論:互相對抗、各不相屬的二元組成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成為異議者需要的不是強健的心智,而是一個虛弱的胃。心智能夠合理化任何事,但胃只能承受這麼多」。此書受到廣泛翻譯並成為教材,使他在民主區域逐漸受到注意;德語版由哲學家 Karl Jaspers 作序:「我們因此能看見清晰的圖像,關於隱藏,關於內在轉變,關於交談間突如其來的暴雷,關於一個人分裂為二。
 
  出於成長過程與複雜的政治情勢,米沃什一直拒絕清晰的國籍認同。他的母語是波蘭語,並能流利地使用立陶宛語、法語、俄語與英語;終生使用波蘭語寫作,但在精神上更傾向於成長於彼的立陶宛;為此,曾刻意精進立陶宛語,因「立陶宛的風土與精神或許從未離棄於我」。對於國家認同,他也曾如此說:「語言是唯一的故鄉。」
 
  1960 年,米沃什展開了在美國的生活;次年成為柏克萊大學斯拉夫語系教授。此時出版的散文與詩集逐漸藉由深入了解所居住的異地與自己母語寫作的狀態,發掘自己「歐陸詩歌」的特殊之處。 1970 年入籍美國,並開始與多位詩人合作,翻譯自己以及波蘭戰後的詩歌。於 1980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段時間對於自身特殊位置的內省,成為 1981 年諾頓講座《詩的見證》的主軸;此演講的另一個主題是回應阿多諾的著名論斷:「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米沃什認為,有別於資本主義下的詩作呈現疏離與內省的緊張,共產主義籠罩下的詩人沒有餘裕專注於內在;反之,疲於應對社會中的各種問題。如此,個人與歷史被迫綜合,「這意味著,負有整個社會之重的事件以最私密的方式碰觸了詩人的感知」。Paul Zweig 也指出,米沃什的特點在於「以恰當的音調說著一個古老的語種。這語言含有數個世紀的積累,使得每個說出它的人被迫吐出多於個人的聲音。米沃什的力量在於,他能以這多於個人的聲音說話,但不削減逼迫他說話的緊急事件」。確實,一種聯繫於天主教倫理、對於真實的執著使米沃什的詩尋求時代、大量的歷史細節、充滿畫面的記憶片段,以及豐富的語言知識。「詩是對於真實的激動追索」,米沃什在講座中如此自述;大量的細節在他雄辯的口吻中緊密地被呈示,並交織為文本中的真實;猶如柏拉圖於《高爾齊亞斯篇》所引述的神話,「一位造物者,其造化勞動在於以雄辯的言詞說服事物各安其位」。 
 
  雄辯的意思是,使人願意內化一個透過修辭所展示的實在;包括其中的秩序、行動有限的可能性,以及世界的命運。如此,必須試著以旁觀的視角觀察其帶來之世界圖景所含有的元素。
 
  於諾貝爾獎的演講中,米沃什如此提及法國密契論者西蒙·薇依( Simone Weil,1909-1943 ),「我對她的著作負有巨債」;並在自傳《米沃什辭典》的〈博格邁爾斯摩尼教眾〉條目下再度以長篇幅引述薇依的思想。詩人在柏克萊大學的課程與研究包含有摩尼教斯拉夫譜系之建立,不僅指出個人傾向,也反映了當時的諾斯替主義研究風氣。重要學者 Hans Jonas 最初的研究動機在於辨識以海德格-納粹為首的現代性病徵;他分析出此思想的基礎神話建立於一組極端二元論,導致了自由與世界兩者間的分裂。原因在於,人最深刻的核心,原初是一個整體性自足的光芒,受到此物質世界的誘騙之後,部分地下降,並被此世界所供應的肉身捕獲。物質組成之肉身即牢籠,不論是強烈的欲望或深沈的理智,都只是對此光芒的覆蓋;生命的繁衍則只是為了分化光芒,以更緊密地拘留它們。如此,世界的歷史是全然的惡,唯一能中斷邪惡的是反身承認自身內部與世界完全異質的光芒,中止與世界的關係性。其中有對語言的信仰,因為那個殘缺但仍巨大的本源光芒在特定的時刻以語詞參與了世界的歷史,喚醒沉睡於肉體的碎片,以本源自身的名字引導其回歸;〈主禱文〉之於薇依,猶如詩之於米沃什。不及見到二戰結束的薇依以悖論的方式表達了從歷史之惡中感知靈光的方法:
 
「我們希求的是神靈意志支配下目前發生的事情的永久和無差錯的同一。通過最初的希求,我們使渴望擺脫了時間而同永恆結合在一起,經過這翻變化,我們重新擁有在某種程度上自身已成為永恆的渴望,使它再次同時間結合起來。這樣,我們的渴望穿過時間找到了永恆。這就是當我們善於將一切已完結的事情──不管什麼事情──變成為渴望的對象時,所發生的一切。這同聽天由命完全不同。『承納』這個詞也份量太輕。應當『渴望』一切已經發生的事情發生,而非其它事情。」(〈關於主禱文〉:杜小真譯,《在期待之中》)
  
由此之故,應當試著注意米沃什詩中,物的歷史與人的行動之間的對抗狀態。
 


參考資料:
1. 
http://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and-poets/poets/detail/czeslaw-milosz
2. Wiki
3.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80/milosz-lecture.html
4. 《米沃什詞典》,西川、北塔譯
5. 《諾斯替宗教》,Hans J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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