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Agamben 《巴托比，或偶然性》的混亂筆記〉
「
一個詞語在最後一分鐘等待著／不以從前那種方式被聽見／也不被重複或被想起／一個總是居家事務的詞／被使用於講起普通的／日常生活的重現中／最近不被選擇或長久考慮／或在後來講述的事物／有誰想過它就是／那為了最終說出它自己的那種意義／而從開始就一直穿越它的所有用法／和環境說它自己的詞／它很久以來就是唯一的詞語／儘管現在好像任何詞語都將這麼做一般
（W.S. Merwin〈術語〉）
」
當 Agamben 著手拉丁語哲學所謂「（心智的）空白蠟板」（tabula rasa）之時——一個他建議其構詞當修正為 rasura tabulae 的概念，因為所指涉的是那供於書寫，無形式、無訊息之蠟板的蠟——觸及某種關於 Spencer-Brown 所構想的「未標記空間」（unmarked space）的同構性。關係於「未標記空間」與人類德穆革（Demiurge）式的創造活動所透露的潛能（potentiality），魯曼在其《社會的藝術》下了一個腳註：
「
Mussil 準確地指出，我們必須將在每做出一組區分之前的世界（在 Spencer Brown 的用法裡，並沒有這樣的概念），和當「已標記的空間」被劃分出來時，出現為「未標記的空間」的這個空間區別開來。一開始， Spencer Brown 只使用了第二個概念，來標示藉由跨越界線而能夠從已標記空間出發而進入的空間。但這種可以達到計算目的的限制，並沒有排除掉這樣的可能性：我們此外還可以追問這個由「畫下一個區分！」這道指令所劈開的世界的狀態，而且（同樣重要的）也可以追問已標記空間與未標記空間二區分間的統一。 Spencer Brown 在這項計算的後期階段中，使用了『未被書寫的跨越』這個概念來予以論證。［……］
也請參閱黑格爾將「無限」區分為「有限」的對立面以及真正的「無限」：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為了清楚區分這兩個概念，將來當我們提到未予區分的世界狀態時，我們希望使用「未被標記的狀態」這個詞彙，而當我們提到已標記空間的對立面時，我們則希望使用「未標記的空間」這個詞彙。
（魯曼《社會的藝術・第一章》，腳註63）
」
當人探究「畫下一個區分！」指令被實踐前之世界狀態時，「未標記狀態」與「未標記空間」之間的區分將因此成為主題；並且對於世界在其受到某一他者介入而展開其開端之前的狀態所做的探究，將使「已標記空間與未標記空間二區分間的統一」成為主題。這組關係使任何關注未標記狀態的論述必須追問媒介所扮演的角色——亦即那朝向未標記狀態的觀察已經置身其中的媒介。
根據魯曼的觀點，媒介是一切潛在可作為溝通主題之可感知形式的集合，以及這些可感知形式間鬆散的連繫。意思是，在媒介中已有諸多傾向，因為系統（社會）具有其記憶（文化）。在這個脈絡中，抄寫員巴托比（ Bartleby ）所固著其上的那個表述形式「prefer not to」——一個將觸發言說者對其未標記狀態（某一此在（Dasein）在其藉由他者之「畫下區分」所展開的開端之前）的自我觀察的指令，會總覽所有這些作為內在傾向之可感知形式的鬆散連繫——亦即此觀察所仰賴的媒介本身，藉由在確認它們的瞬間拒絕它們。
Prefer 的詞源學意義，是將從前至今所背負的某些事物帶入此時此刻（hic et nunc）的這一動作。此詞彙的語意功能將一此在 （Dasein）與它的本能以及衝動分離，因為這表述將「已由某人（Person）核可」與「未核可」這組區分引入諸傾向所構成的集合中——此一集合意味著自身生命的歷史（出於這個原因，對於〈抄寫員巴托比〉的分析總是無法迴避康德的倫理學）。那麼應該提出的問題是，當這個詞彙被用於否定的表述「prefer not to」，將發生何事？從何領域，此一觸發自我觀察的某人（Person）仍可能召集他個人生命的歷史？什麼是他在觀看自身之後的無作爲中，由此仍將帶入此時此刻的事物？此時浮現的是相當於密契論的永恆難題：「不可言說」與「無言說」在外觀的不可區辨；而最可能的答案是，這觀察所仰賴的媒介之全體——一個被懸置的媒介。當媒介在一輪無所輸出的觀察中轉變為可見的物時，仰賴它的觀察者將無所感知，但也便知覺了他的這一觀察本身，藉由將媒介全體理解為這一運作中卻無任何主題的觀察所具有的形式。
這類主題（topos）與媒介作為觀察對象的互相置換，確實是串連阿岡本諸多探索的動機。觀察所倚賴的媒介轉變為觀察的主題——關係於他從海德格處所繼承的考察：德語無限定代名詞「有人」（小寫的 man ）作為此在（Dasein）領域之內朝向存有（Sein）的敞開縫隙。阿岡本將海德格這一對於某語言元素的存有學處置放置於律法的範疇內，並且問道：
「
如何設想任意單數的政治（Politik der beliebigen Singularität）？亦即屬於一個存有的政治，其共同體之繫連既非藉由歸屬的條件（是：赤軍、義大利人、共產黨），亦非藉由條件的純然闕如（如 Blanchot 所謂的否定性共同體），而是藉由歸屬本身。［……］
因為那將臨的政治不再是對於征服或國家控制的鬥爭，而是介於國家與非國家（人性）間的鬥爭；這政治將是在單數與國家機轉間不可超克的區分。
（《將臨的共同體・天安門》；阿岡本亦以他對巴托比的論述作為一章，以鋼琴家顧爾德之不能不演奏作為主要形象，織入本書對於單數存有政治的構想中。）
」
阿岡本的主題是律法中浮現的悖論：當律法在某一此在之上書寫時，總是必須尋得某個媒介以支撐這個書寫將要銘刻的訊息（心智的蠟板：rasura tabulae），以將此一生命註記於某一共同體中；但當律法居然在那真正的、心智最深刻處的空白蠟板上銘刻時，它將被實現為一個自我指涉的命令，由此它將失去以它之名所召集的人（Person-People）。因此，這空白的心智蠟板 rasura tabulae 對於一個人（Person）而言，是那將臨共同體內在但又超越的基礎——是內在性的，因為它必定位於人之內；是超越性的，因為它作為潛能的潛能，既不可能也不允許被企及。
對於潛能的潛能，所發生的事件總是一種雙向的轉譯；這也就是人對某一超越性對象所能做的事——製作一個指向它的內在性版本，以一組表述表述這對象之不可表達。人在動作中，將它以一種否定性的方式翻譯為某版本自我的整體參照；律法在它施加於此在之上的銘刻中，以朝向它的建設性翻譯，製作承載自身訊息之虛構性的基層（fictive substratum）。而阿岡本致力於將這潛能的潛能放回從形上學傳統所整備的律法裝置，以這在懸置中保存生命的無作為，反抗隨時可能與任一意志合一而轉變為極權的律法。〈抄寫員巴托比〉的啟示是，人藉由法律的註記而得到身份，這機制相當於形上學裝置中的受造（creation）——在他者處擁有自己的根源，藉由背負一個訊息而遮蔽自身存在的偶然性；而真正朝向潛能的潛能，亦即祛除自身之上受造的痕跡（decreation），將自身放置於自身之上，是向自我整體必要的瞬間瞥視，但也就在無訊息中面臨不復存在的風險。
•At the last minute a word is waiting/ not heard that way before and not to be/ repeated or ever be remembered/ one that always had been a household word/ used in speaking of the ordinary/ everyday recurrences of living/ not newly chosen or long considered/ or a matter for comment afterward/ who would ever have thought it was the one/ saying itself from the beginning through/ all its uses and circumstances to/ utter at last that meaning of its own/ for which it had long been the only word/ though it seems now that any word would do. (W.S. Merwin, „Term”, 引用董繼平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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